5022份遗嘱背后的观念之变

    邵桂玲没想到，自己需要立一份遗嘱，而且是深圳遗嘱库第一份遗嘱。“我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如果我辞世，房子、存款不就归她吗，还需要立什么遗嘱？”

    在法律层面，这件事存在她没想到的“风险”：如果不立遗嘱，她的财产就不能原原本本给到她的独生女儿，她95岁的老母亲还需要亲自书面声明放弃继承权利，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私自订立的遗嘱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

    传统观念下许多老人对立遗嘱分割财产存有忌讳：一方面，老人生前害怕子女不尽赡养义务，不愿意早早立遗嘱；另一方面，很多老年人还秉持着长子继承、传儿不传女等传统风俗习惯，不愿立遗嘱。但传统观念与法律冲突的现实情况却是，绝大多数的继承纠纷都因没有遗嘱而起。

    老年人是否有必要立一份遗嘱？深圳遗嘱库的公益律师陈泽洪发现，虽然法律对继承的规定再简单不过，但改变人们关于继承的观念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父母拥有独立的财产处置权；遗嘱反映订立人真实意愿，应当得到尊重……这样的观念应被更多人了解。

    在深圳，这场订立遗嘱带来的观念变革引导社会治理更加法治化，成立两年来，深圳遗嘱库通过进社区宣讲300多场，让不少人愿意通过遗嘱说清身后事。截至目前，深圳遗嘱库已经办理遗嘱登记5022份，其中老年人占九成。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陈熊海

    统筹：吕冰冰 张玮

    她

    不忍见亲情因财产纠纷破裂

    创建深圳首个遗嘱库

    从事律师工作26年，担任律所主任并创办了深圳幸福和谐继承服务中心及深圳遗嘱库，闵齐双之前却并不主要代理家事案件，而是代理金融类案件。

    闵齐双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突然去世，子女为了遗产发生争端，导致兄弟之情、家人之情破灭。打官司之后，大家都搬出这个家，老死不相往来。留下财产不做交代和安排，反而成为了亲情破裂的源头。

    “当了这么多年律师，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家庭纠纷导致的亲情破裂”，闵齐双发现，家庭矛盾占据整个社会矛盾纠纷的近半，随着家庭结构多元化及财富积累的增加，财产纠纷的金额也越来越高，已经为家庭社会矛盾的新增长点。如果这些家庭提前立好遗嘱，很多矛盾纠纷其实可以避免。

    除了不立遗嘱之外，闵齐双发现还有不少市民因为疏忽遗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导致遗嘱无效：遗嘱没有考虑到一些人的必要权益，或者内容不清晰、立遗嘱受胁迫、违背公序良俗、病危时立遗嘱。另外，遗嘱的可执行性例如股权、经营权如何分配，房产如何处置也影响到遗嘱的效力。“北京、上海和深圳约65%的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因遗嘱无效引起。”闵齐双说，这些纠纷一方面影响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也浪费大量司法资源。

    “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就在想能不能用我们的力量和知识改变一些东西，呼吁全社会关注财富传承这一问题”，闵齐双深感财富有序传承是对家庭的责任和家风的传承，而这要通过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来实现，这使她萌生了成立深圳遗嘱库的想法。

    2015年，深圳市幸福和谐继承服务中心成立，50余名律师自愿加入。2016年5月9日，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由深圳市司法局指导，深圳市老年协会主办，深圳遗嘱库启动，成为深圳首家专业从事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的民非组织。

    深圳遗嘱库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对死亡文化的避忌，他们能否以法治的理性引领一场社会观念变革？

    她

    想把遗产留给独生女儿

    去遗嘱库立下第一份遗嘱

    布吉街道有位热心阿姨叫邵桂玲，她是辽宁鞍山人，曾在辽河油田子弟学校担任校长。2010年退居二线后，她和丈夫便来到深圳，和女儿一起生活。后来，邵桂玲担任《深圳老年》杂志网站编辑、布吉街道老年大学教务处主任，同时还是一名“五星级”义工。

    2016年3月29日，就在深圳遗嘱库启动的那一天，当时59岁的邵桂玲成为深圳遗嘱库首个申请人，拿到了001号遗嘱证。

    邵桂玲回忆起她身边这样一件事：朋友家兄妹七个，父母先后去世留下一栋祖屋，由家中唯一的男丁——哥哥以及嫂子继承。2006年城市旧改，一栋年久失修的祖屋一夜之间价值百万元，面对这样的情况，家中的五妹也想为自己的子女争到一份遗产。因为朋友父母没有留下遗嘱，于是家庭出现矛盾，哥哥与五妹之间至今不相往来。当时，邵桂玲心想，还好自己就一个独生女儿，以后应该不会碰上这样令人痛心的事。

    2016年，深圳遗嘱库成立，邵桂玲咨询律师：独生子女是不是可以不立遗嘱？结果律师的一席话让她恍然大悟：独生子女也不一定能完全得到父母的财产，如果不写遗嘱，被继承人的父母及其兄弟姐妹等法定继承人也可能会主张财产，存在继承上的风险。另外，如果没有遗嘱，认定遗产继承手续的合法性也会更加麻烦，需要其他人声明放弃继承权利。

    “安排好自己的财产不仅是对孩子的爱，更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邵桂玲不想给家人带来麻烦，在律师的指导下，她在深圳遗嘱库订立了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明确继承权，而且还提出要把现金遗产的20%捐给贫困的孩子，对身后有用的器官也进行捐献。

    “深圳的老年人应该抛去过去那种忌讳谈遗嘱的观念，死亡跟立不立遗嘱无关。”邵桂玲说。为此，她还写诗提醒：“安排财产很重要，早立遗嘱最可靠，老人清醒说后事，律师见证就有效”。

    “希望遗嘱库能够惠及更多老年人，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于是，邵桂玲担任深圳遗嘱库进社区管理中心主任，至今已经对接了500多个社区，参加宣讲活动300多场。

    2016年7月，深圳遗嘱库第一场进社区活动在罗湖金岭社区开讲，目前，该活动不仅开进了深圳各个区，在罗湖还实现了所有社区全覆盖。

    他们

    从避谈遗嘱到积极咨询

    只因这场社区宣讲触到“痛点”

    “你们来干嘛啊，是不是就是想我死啊，你们这帮小年轻！”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一边诘问，一边不情愿地走进深圳遗嘱库宣讲会的现场，她来的目的并不是听课，而是为了拿到主办方发的一份小礼品。

    “您坐着听一下课，这课不久，听完您就知道怎么分配自己的财产了。”陈律师热情招呼着。

    今年年初，深圳遗嘱库宣讲团在位于宝安福永的凤凰岗社区连续4天分批为400多名老年居民讲课，其中不少是深圳原住居民。

    立遗嘱有没有必要？刚开始，深圳遗嘱库的公益律师陈泽洪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场大多数人回答：没有必要。

    这时，陈泽洪会摆出诸多案例告诉老年人，立遗嘱是必要的。互动中他发现，不少老年人认为立遗嘱没有必要，并不是因为忌讳谈论死亡，而是关于继承的传统观念与法律规定并不自恰。很多老年人认为，只有等到弥留之际才需要立遗嘱；另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原住居民认为，如何继承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家长在家庭中有很强的权威，家庭成员一定会听从家长生前的口头安排，还认为家庭财产传儿不传女，或者不考虑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的继承权。

    于是，他告诉台下的老年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弥留之际立的遗嘱很可能因为神志不清而无效，子女、配偶、父母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深圳市幸福和谐继承服务中心管委会副主任周思奇记得，很多老年原住居民接触外界知识非常少，有些人甚至普通话都听不懂。学法律出身的她参与了随后的咨询，发现很多老年人的问题都再简单不过：独生子女是不是唯一继承人？继子女、非婚生子女有没有继承权？老人的财产可不可以留给孙子？留给儿女的财产，儿媳女婿有没有份？原住居民的自建房、股份能不能继承？

    讲座结束之后，陈泽洪一般还会再问在场的老年人：立遗嘱有没有必要？这回，不少人都会回答：有必要。“宣讲就像在心中埋下一个火种，遇到一些事情就会点燃。”周思奇说。

    不过，立遗嘱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一个人有权利安排自己的财产，也有权利“偏心眼”，遗嘱只能保证程序合法性，但道德观念、家庭伦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数读

    2016年5月—2018年7月31日，深圳遗嘱库进社区宣讲300多场，已办理遗嘱登记5022份，其中年龄最大的为97岁，年龄最小的为36岁。近九成办理者是年龄在60岁以上老人，60—70岁老人占比近四成，60—80岁老人占比接近七成，深圳户籍人口占比超过一半。

    ■探索

    解决小产权房继承纠纷

    破解城市化特有难题

    臧先生名下有两套房产，他想把这两套房产留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孙女，于是，他在深圳遗嘱库订立了一份遗嘱。2017年9月，臧先生病逝，4名继承人前往深圳遗嘱库提取遗嘱并表示接受继承或遗赠的房产。今年3月，4人经深圳市幸福和谐继承服务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协议，除确认臧先生生前遗嘱内容外，还对遗嘱中未涉及的名下其他财产如何继承进行了约定。最后，法院进行了司法确认，避免了今后4名继承人对于财产继承分配问题起纠纷。

    当月，罗湖法院清水河法庭办结了这宗深圳遗嘱库首例司法确认案。5月，深圳市幸福和谐继承服务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驻罗湖法院调解室挂牌，可对深圳遗嘱库案件进行在线远程司法确认。“通过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以及调解和司法确认机制可大大化解纠纷，减轻法院的压力。”闵齐双说。

    在首宗深圳遗嘱库司法确认案中，遗嘱已做好财产分配，继承人和受遗赠人通过调解书并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对遗嘱进行履行性调解。“遗嘱的履行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通过继承人办理变更财产的手续以及公证确认、司法确认等，让这一行为更有仪式感。”闵齐双表示。

    在纠纷化解方面，深圳市幸福和谐继承服务中心下设调解委专门进行继承纠纷调解，已与罗湖法院婚姻家事庭及罗湖区司法局建立了合作机制，主要包括遗嘱调取合作机制、诉调对接合作机制、业务研讨和交流机制。

    此外，小产权房继承纠纷在深圳也比较常见。小产权房面积占到深圳总建筑面积的近49%，但由于法律地位的不确定，一旦老人去世，小产权房作为遗产就存在灰色地带，成为潜在的社会风险。

    从2017年开始，深圳遗嘱库致力于解决小产权房继承纠纷。虽然公证处无法受理相关继承权公证，法院无法对小产权房的权属做出实质性裁判，但遗嘱却能根据被继承人的意愿对小产权房的使用收益、拆迁等做出安排。目前深圳遗嘱库保存了不少关于小产权房继承的遗嘱，为全国各大城市用法治化的方式破解城市化特有难题提供了借鉴。

    “不少原住居民的自建房、社区股份公司的股份继承都存在难题，这也是宣讲进社区后很多原住居民组团办理遗嘱的原因。”周思奇说，很多社区股份公司的股份继承机制并不成熟，也存在着传儿不传女等传统观念，“沙井至少有3个股份公司与深圳遗嘱库对接过，他们也想有效解决继承纠纷。”

    “两年的探索和实践让立遗嘱的新观念逐步得到认可，市民对遗嘱观念的改变，从之前的忌讳到现在的主动咨询，变化十分明显。”闵齐双表示。

    据统计，从2016年5月到2018年7月31日，深圳遗嘱库已经办理遗嘱登记5022份，其中年龄最大的为97岁，年龄最小的为36岁。近九成办理者是年龄在60岁以上老人，60—70岁老人占比近四成，60—80岁老人占比接近七成，深圳户籍人口占比超过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