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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18版:家庭周刊·读书

钱理群忆大姐

美丽寂寞的身影

2014-02-22

    《我的家庭回忆录》

    钱理群 著

    定价:28.00元

    漓江出版社 2014年1月

    《我的家庭回忆录》是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一本家庭回忆录。作者深情回忆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起伏跌宕的人生,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丰富翔实的细节,再现了钱氏家族成员坎坷曲折与探索奋斗的人生经历。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的缩影,足以让读者了解到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迷茫与探索、坚守与反思。

    去年,匡武哥和效琦姐从美国回来,我们相约去为大姐扫墓。大姐的儿子早已去世,女儿远在异地,无人陪同,我们自己也多年未来了,因此,到了金山陵园,却怎么也找不到她的墓地。好不容易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发现一座荒芜的坟,那就是大姐的安息之地了。

    我们默默地打扫,献上祭品,心却是沉甸甸的。

    回家的途中,也是一路无言,心里却想着大姐的一生。

    我也是1946年从重庆回到南京后,随同母亲到上海,才见到大姐的。大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惊人的美丽。我们钱家兄弟姐妹,有两种脸型:大哥、三哥、二姐、娟姐和我,都是“父亲型”的,脸的轮廓比较大,显得粗壮;大姐、四哥、匡武哥属于“母亲型”,长得比较清秀。而大姐于清秀之中,另有一种端庄之气,不愧为“钱家大小姐”。还有,她的字写得秀气、漂亮。说话也细声细气,得体,大方。大姐与外祖父、舅舅、舅妈们的合影深深地吸引了我。

    此时,大姐在上海著名的国际饭店当会计。后来不知是谁告诉我,抗战爆发后,父母带着大哥、娟姐和刚出生的匡武哥南下重庆,在那里又生下了我;大姐、三哥、四哥与二姐就留在上海,分别寄居在外祖父和几个舅舅家里。大姐中学毕业以后,尽管她的成绩非常好,考上大学应该没有问题,但她为了不增加舅舅们的负担,照顾弟妹,就毅然弃学,早早地进入社会工作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让我对大姐另眼相看:在她柔弱的外表下,自有一种坚毅的力量,她对家庭的承担与牺牲,使我不由得对她增添了一分敬意。

    更多的接触,是1948年我们全家“逃难”到了上海,都寄居在大姐、大姐夫的家,胶州路247号那座小洋楼里。可以说,在局势混乱之中,大姐再一次出手相助,帮助母亲支撑了这个家。

    这一次长达一年多的相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姐特别在意自己的打扮。每天都要在她独有的十分讲究的梳妆台前,坐上一两个小时,画眉毛,涂口唇,精心化妆。这在我们家庭里,就显得有些异样:母亲从来都是素服淡妆,我们兄弟姐妹全都是书呆子,又是在重庆乡下长大的,从不注意自己的衣着装扮。

    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今天看起来,不过是典型的上海市民生活:平时都是按点准时上班、下班,休息时就听听苏州弹词,看看消闲小说。家里的饮食是讲究的,但也很节约,每天和金奶妈(家里的保姆)算账,一分一厘都不差。这和我所熟悉的书香门第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或许正是这样的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异,使我和大姐之间有了距离。但她身上的华贵的气质,依然吸引着我:我只是远远地欣赏她的美丽。

    1949年下半年,我和母亲回到南京以后,和大姐、大姐夫还见过几次面,但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1956年我正在准备考大学,传来了大姐夫病倒的消息,最后终于不治。全家都感到极度震惊:因为大姐夫的干练、厚道,早就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母亲也特别满意与器重这位好女婿;更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姐完全是在姐夫的庇护下生活的,姐夫的远去,正犹如天塌下来了一样。我和母亲、四哥赶到上海时,看到大姐伤心欲绝的模样,真为她的未来担心。于是决定以全家之力来帮助大姐:把小女儿陶陶接到南京,由母亲、四哥抚养;大哥出面请求组织照顾,将大姐调到水利科学研究院图书室任职,她和儿子惠濂和大哥一家住在一起。这样,在失去了姐夫之后,大姐又得到了全家的庇护。

    到了北京以后,大姐的生活,包括子女的教育,都由大哥,特别是大嫂包了起来,大姐自己的日子,至少在表面上是相当平静的。图书室的工作,就她的才能,应对起来是绰绰有余的,她也尽职尽责,得到了研究院上下的一致好评。业余的时间,依旧是看闲书,听收音机(那时还没有电视)。而且她还竭力保留当年打扮的习惯:每次周末,必定去理发店里洗发、烫发。尽管革命的气氛越来越浓,她还是我行我素,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到来。

    到“文革”,她也同样在劫难逃了。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有什么具体的遭遇。说实在,大家都自顾不暇,对家人的命运的关注,也都集中在母亲、大哥、二姐夫、四哥这些运动的重点冲击对象身上,很少想到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后来听说她随着大哥下放到山西忻县,好像是在县农业局当会计,这才有点担心:大哥显然无法照顾她,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但当时也只能想想而已,谁也无力相助。突然听说,她病倒了,而且是半中风,这把大家吓坏了。她的女儿陶陶和二姐的女儿小沁,匆匆赶去,把她带回北京,才抢回一条命。

    不久,“文革”结束了,我们又在北京见面了。这时,她已经半瘫痪,虽然依旧衣装整洁,风姿犹存,但显然憔悴多了。她当时被安排在一座公寓,后又迁到平房里,好像有保姆照顾日常起居。后来三哥回国,看到她的处境,十分同情,表示要为她买一套房子。而这时,我虽然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但一家人(可忻和她的父母)生活都没有住处。于是三哥就出资在城南刘家窑买了连在一起的两套房子,安排我一家人和大姐住,我们就成了邻居,朝夕相处了。在她儿女与保姆的精心照料下,大姐身体稍有起色,但我发现,她的精神却彻底垮了。她整天呆坐着,一言不发,无论和她说什么话题,她都毫无反应,木然、冷然地望着你。有时候看得我浑身不自在,甚至感到恐惧。

    日子久了,我便产生了怀疑:大姐究竟受了什么刺激,才发生了如此巨变呢?后来,还是二姐悄悄告诉我大姐的人生悲剧。大姐夫去世时,大姐才36岁,本应该重组家庭,但虽然不断有人介绍,却始终找不到她满意的对象,再加上一切有大哥大嫂照顾,生活过得去,也就拖下来了。后来,她和图书室的一位上海老乡,平时比较谈得来,相处久了,彼此就产生了感情。但那位老乡是有夫人的,夫人身体很差,就相约等其去世后再谈。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件事被揭发出来,这对从未受过任何冲击的大姐自然是极大的刺激,而且她也有口难辩,从此一蹶不振。这是下放山西,孤苦伶仃生活中的大姐真正的痛苦所在。说不定她的中风就是由此引发的。据二姐说,“文革”结束后,她和那位老乡还偷偷见过一面,并得知那位夫人的身体反而变好了,而大姐却已是半个残废人。这样的致命一击,自然是本来柔弱的大姐所难以承受的。我听着二姐的述说,大姐一生的一幕一幕在眼前闪过,在我的感觉里,在命运的捉弄下,美丽的大姐逐渐变成了一尊冷冰冰的石像,这是怎样的残酷啊。我突然想到,也许在姐夫去世后,全家将大姐庇护起来,就是一个错误:如果让大姐独立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艰辛,说不定她就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但生活毕竟不能假设,谁知道会有什么在等待着大姐呢?

    在懂得了这一切以后,我简直有点害怕见到大姐,看着她直愣愣的眼神,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往下沉……而且大姐的身体一天弱似一天,终于病倒不起,我们将她送到医院。在临终前,是我和可忻最早赶到的,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悄然远去,是我为她合上了美丽而无光的眼睛……她的儿子与媳妇随即赶到,在哀泣声中,我只感到心里一片空虚……

    大姐就这样无声地走了。以后的家庭谈话里,也很少说到她。而我总忘不了她那美丽而寂寞的身影。

    大姐,在我们家庭里,是一个特异的存在。没有她,钱家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我要记下这一切,并以此寄托我的哀思。

    (陈小庚摘编自《我的家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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