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松绑” 释放科创新动能

    “不想当财务的科学家不是好教授”。高校院所里，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们一句自嘲的话，道出了该群体被繁琐的财务管理事务烦扰的无奈。如今，繁琐的项目经费管理在广州迎来“松绑”的契机。

    今年6月，广州首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包干制”改革试点启动。这项改革充分赋予项目负责人对科研经费的支配权，取消项目经费具体科目预算，所有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按规定自主用于项目研究，彻底为科研经费使用“松绑”。

    “这赋予了科研人员更多的尊重和信任，使其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专注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上，从而在科研道路上取得更多创新成果和更大的突破。”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杨子峰教授坦言。

    南方日报记者 李鹏程

    改变科学家“兼职财务”的身份

    听闻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包干制”改革启动的消息，暨南大学科技处的朱老师有了轻松的感觉。以往，她和许多其他的科技管理者们提议多次的事项，正在一步步实现落地。

    在高校，科技处和财务处的工作人员都时常听到来自教授、研究员的抱怨，诸如预算调整困难、开支项目受限等。

    多年前，科研工作者们在进行调整预算时，需要在系统里填写申请书，经过学校财务处审批，再流转到学校组织单位审批。随后，该申请还会提交给科技局等经费来源部门，科技局批复后，老师们再拿着审批单据到学校科技处确认，最后财务处方可批准预算调整。

    “主管部门也不见得每天都能登录系统。他们看到了科研人员的申请才能办理调账，一个环节卡壳，后边的流程都会受阻。一来二去，调账甚至能花费科研人员半个月的时间。”朱老师介绍，后来，新规定提出将调账权限下放到组织单位，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个环节。

    时至今日，“包干制”改革启动后，科技经费使用流程更为简化，中间的调账环节得以整体取消。《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包干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指出：“申请项目和签订合同书时，取消项目预算编制，只需明确项目经费总额。”

    这意味着，所有的项目经费可以放进一个“大盘子”里，不需要再在项目申报前，设置具体的预算类目。“只要科研人员能够按要求完成项目，资金支出符合省市规定，具体的预算怎么做，就不会被框死。”朱老师提到。

    与之对应的是结题时，项目验收无需经费审计报告。《方案》指明，届时将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经费使用实际情况编制经费决算表，项目承担单位审核后，在单位内部公开。

    “此举起到了经费使用监督作用的同时，极大减省了科学家花在财务报表上的精力与资金。”朱老师评价道。“包干制”改革试点开展的领域，有些科研工作者只有5万元经费。高校院所管理机构完全有能力通过决算表评判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不必再从项目中划出一笔专款，邀请审计公司编制审计报告。

    “基础研究”的试点能否扩大？

    新冠疫情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何时到达高峰？届时累计感染人数预计多少？疫情暴发初期，这是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杨子峰团队通过AI预测模型，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给出了答案。

    当时，他们预测此次疫情在2月28日达到高峰，感染人数累计约达6万例（实际79251例）。预测精准度高于众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参与广州疫情防控应急攻关项目的专家，杨子峰主持的科研项目，及早体验了“包干制”改革。

    杨子峰所开展的工作，隶属于“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感染”应用基础研究范畴。这与《方案》提到的支持方向相吻合——2020年起批准立项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一般项目；试点方案实施期限为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

    “文件里写的实施期限是到2023年，我们也会动态观察这项改革的适用情况。现在是试点阶段，‘试点’就是要以点带面，今后有可能将试点的改革进行推广。”广州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之所以选择“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作为试点，取决于此类研究的特质性。

    该负责人谈到，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最适合自由探索，如果用经费使用的条条框框去约束、限制它，就不符合这类研究的基本规律。杨子峰同样认为，科研经费管理优化或简化政策，将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可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这对于推进科技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可看出广州对深耕“科学发现”“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视。此前，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曾谈到，广州的科技创新路径应为“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创新模式则为以“科学引领产业”来实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通过基础性研究，从源头获取发展新动能。

    那么，此次科技经费管理使用的试点改革，该如何进行推广？有专业人士提醒，科研项目在开展“包干”时，管理单位需要考虑到后期的评估。如果其有能力评估产出效益，则可在更多领域做改革探索。“因为‘放管服’改革是一个全过程管理，包括立项、中期检查和验收，管理机构具备了足够的专业性，才具有判断经费使用合理性的能力。”

    逐步推进的“放管服”改革进程

    3月2日，广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广州市2020年创造型引领型改革项目》等一批文件。广州实施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包干制”改革即位列其中。虽有年初的文件作为实践指引，“包干制”改革在广州的渊源，却可追溯到2017年。

    当年年底出台的《广州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预算总额不变情况下的类目调剂方案。例如，差旅费、劳务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调减则需报市科创委（广州市科技局前身）备案；材料费、燃料动力费等费用的预算调剂权，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

    2019年11月印发的《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州市审计局关于市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绩效提升和管理监督办法》更进一步，提出“下放科研经费科目调剂权，科研经费直接费用中所有科目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

    “目前，广州市对市级财政科研项目的经费约束就来自于以上两份文件。新出的‘包干制’改革继续‘放权’，索性不用预算编制了。”广州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谈道，“政策为科研人员‘松绑’的幅度越来越大。”

    如今，“包干制”改革从三个方面把科技经费使用的条框去掉，充分“放权”。“科研人员能把经费更合理地用到实处，从而有助于解决部分类目的经费浪费问题，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测的情况，也能得到很好地处理。”杨子峰谈道。

    近年来，广州在科技体制“放管服”改革方面，做出了多次富有成效的探索。例如，去年《广州市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经费使用“负面清单”》以“无禁止即可行”的方式，放宽新型研发机构对财政资金的使用限制，同时打通了此类机构的对外投入路径。

    《广州市建设科技创新强市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指出，实现科技创新强市，首要保障工作即为“强化创新政策保障”中的“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如果说“负面清单”的诞生历程，是广州科技系统“放管服”改革的前奏，那么“包干制”试点将是这场没有休止符的改革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