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名家云集,为文学“破圈”之路建言献策
新大众文艺的广东实践,他们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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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上午,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分论坛“《作品》70年·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实践”在广东举行。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向欣指出,新大众文艺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创新的时代产物,堪称新时代文艺生产力的一次大跨越。近年来,广东省作协将文学界的群众力量组织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百姓故事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探索构建从“书写人民”到“人民书写”的文学闭环。
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当文学素人作者们作为主角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发表和出版作品,我们会为他们高兴,但文学界和这些作者之间的藩篱还没有真正消除,所以需要不断地讨论新大众文艺写作,构建起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新大众文艺六位代表唐诗、温雄珍、王瑛、邵一飞、王晚、吴可彦在各自三分钟短视频中,真实再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学写作与理想,生动诠释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现状。围绕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现状与前景,众多文学界嘉宾展开了热烈研讨。
●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 通讯员 塞壬
“全民写作”的热潮正在到来
新大众文艺是一种全新文化形态,使素人作者与专业创作者在全民共创中,形成多元共生的文艺生态。其创作以生活温度与时代精神为内核,延续了“文艺为大众”的历史脉络,而这一现象背后,是文艺和时代的交响,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的由衷表达。
邱华栋注意到,广东的“新大众文艺”“新南方写作”创作如火如荼,展示出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称的文学气象。他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界要树立“大文学观”,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创作,挖掘、培育、扶持各行各业的文学创作者,举办市民写作赛事等,力促形成“全民写作”热潮,营造出山清水秀的文学生态。
“有些作品在刚出来时不太大众化,当一百年后再看,它的大众化程度会比原来更加大众化。”王蒙表示,文学是心灵和思维的艺术,具有现实性和极限性。新大众文艺要求文学把生活“心灵化”,在生活的记忆和经验中有所创造。
麦家真诚地说,每一个写作者都可能是竞技者,为人类的心灵目标摸高、跳跃、扛重,不断地把自己的内心撑大、照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是一个开拓者。“作家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的存在、阅读、写作都是有意义的。”
这一年来,东莞的素人写作频频登上热搜,成为业界内外高度关注的现象。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如同大地深处涌现的潜流,汇聚成奔腾江河,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与可能。
“东莞的素人写作为什么在今天引起大家的关注?事实上,东莞的素人写作在处理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新移民与原住民,一个是小人物与大时代。”《文艺报》总编辑刘颋表示,东莞的素人写作真实地记录下平常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因此才特别地打动人。从这一点来说,这种写作对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告诉记者,他在阅读新大众文艺作品时,往往觉得朴拙有力,这是一种用肉身丈量出来的经验和知识所带来的粗粝力量,不是某种文学修辞可以比拟的。与此同时,他认为,在个人经验腾空之后,很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要面对“如何继续写作”的问题。“在未来,新大众文艺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词,也不仅仅是一场讨论,它会真正地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生态,甚至是新的写作方法以及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谢有顺说。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诗人则表示,新大众文艺不应该是某个时间段的热点,而应该是一种能够持续推进的文艺新形态的建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去探索一种更好的行业生态。我希望,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能够成为一种持续促进的机制,把写作或者文艺现象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
在科技发展中坚守文学价值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文学创作也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不仅为文学带来新的创作方式与工具,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格局。
毕飞宇发现,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更倾向于在手机上阅读,无论他们读什么、怎么读,这种阅读的习惯似乎都已养成。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无比欢欣鼓舞的事情。不过在他看来,阅读也分“甲方阅读”和“乙方阅读”——“甲方阅读”类似于攀登一座山,读者从山底往上爬,需要克服自重,气喘吁吁才能把一本书读完;“乙方阅读”则像是一池水,水围绕着读者,是一种为了方便读者而设置的阅读,不用动脑子,不用深呼吸,不用付出。“作品要上去,阅读也要上去。一个没有在阅读中付出全部的人,一个没有在阅读中提升肌肉量与负重能力的人,不会成为可靠的作家。”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追踪过去五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发现小说越来越重视故事性、叙事的技巧,还会融入一些类型小说的元素,这种现象与人们的碎片化阅读习惯息息相关。在她看来,手机阅读是新大众文艺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当人们每天都拿着手机进行阅读,这种潜移默化的阅读习惯,也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刘颋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精英的壁垒,降低了曾经的门槛。到今天,每个人都是创作者,“这就意味着,互联网把创作和发表的权利交给了每一个人,这其实是我们今天谈论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前提。”
在香港作家联会永远名誉会长江扬看来,数字平台打破了作者与读者的边界,打破了专业的门槛,让平凡生活的力量抵达心灵。“当手机屏幕成为新的艺术展台,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艺变革。在数字时代与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香港文学如何找到自身的新大众表达,不仅是我们香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课题,更是对整个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有益探索。”
《香港文艺报》社长兼主编林琳说,文艺作品不再是单向传播的产物,而是通过社交媒体、互动平台等手段,让观众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传播与讨论中。“新大众文艺要勇于结合新兴科技,探索鲜活多元的表达方式,通过多维度、多感官的体验方式,让观众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文艺作品的魅力。”
东西坦言,他最近留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实验——第一组为AI写作组,即用AI来协同创作。第二组是搜索写作组,即用搜索软件来写作。第三组为纯大脑写作组,即不给任何资料和信息,自主写作。结果发现,参与前两组的创作者会在很短时间里失去对作品的复述能力,还对自己的写作主权产生怀疑,而大脑写作主权完全能记住自己的写作内容,并坚信自己拥有写作主权。“大脑写作组的体验与感受,更像是创作者走向写作道路的初心。”东西说,“高速发展的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人们的特点与个性,因此,如何处理好叙事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成为每一个写作者必须面临的问题。”
唐诗:让生活为自己“说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广东打工的湖南女孩唐诗干过很多工作,平时写点小文章发在深圳《宝安日报》的“打工文学”上。后来,她住在深圳城中村,定期在博客上更新自己一个人边打工边带孩子的育儿日记,记录她陪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这个笔记偶然被《作品》编辑王十月看到了,王十月给她留言约稿,以《一个单亲妈妈的育儿笔记》为名刊发了一组文章,并形成了发表效应,陆续在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这本育儿笔记由广东作协扶持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深圳十大好书奖。
唐诗说,“我身边很多的作家写大湾区,会把目光聚焦在更多的普通人身上,早餐摊弄肠粉的大姐、地铁里赶早班的年轻人、写字楼啃外卖改文案的白领。”现在看来,这些人都能当主角,记录自己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笔,让生活为自己说话。
◀点评:王杨(中国作家网总编)
唐诗说,“我的疲惫是真的,我的向往也是真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感觉这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不同人隐秘的不为人知的生活。唐诗说她好像有了第三只眼睛来看生活。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和基层写作者,更多的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和让大家被看到,每个人都是表达者和创作者。
吴可彦:用文学“改写”人生剧本
吴可彦是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作品》杂志从自然来稿中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盲校》。这部作品获得了当年的福建省长篇小说奖,他也因此告别了从事按摩职业的命运轨迹,成为了一名文艺工作者。
他用了一个典故来表达他眼中的素人写作:有国君请庄子去做官,他问使者这样一个问题:一只乌龟是喜欢在泥地里打滚,还是喜欢被人摆在庙堂上供奉?答案非常明显,当然是喜欢在泥地里打滚,这个泥地就是素人的立场。吴可彦说:“素人写作就是要扎到泥地里去,写出摸爬滚打的文学。”
吴可彦还讲到了《庄子》里的另外一个典故“呆若木鸡”,木头一样的斗鸡改变了规则,让游戏变得不同,它超越了斗鸡场的局限。他说,素人写作有旺盛的生命力,会在意料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部,照亮这个世界。
◀点评:刘琼(《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
可彦的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第一句是“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作家,不是因为我是的眼睛,而是因为我写得不够好。”第二是他说,“文学给了我的光”。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从文学里看见了光》。今年5月,可彦加入了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之前他加入了中国作协,他并不是因为眼睛而加入这个协会,而是他站在这里就是一个真正的、很专业的作家,是让我感到很惭愧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他的视野、他的深度、他敏锐的触觉感受,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体验,所以我想对他表示敬意。
温雄珍:从诗歌里看见生活的光亮
温雄珍很忙,自从去年《作品》杂志推出她的一组诗后,她被更多的读者熟知。她说,由于家境不好,只上到小学五年级,15岁就来广东谋生,一待就是35年。因为热爱阅读,开始尝试写现代诗歌,2024年,《作品》杂志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了她的作品并隆重推出,还邀请东莞作协主席胡磊写了6000多字的评论刊发,从此成为素人写作中的一员,两部诗集《东江水暖》《在炭火上的安居》已签约花城出版社。
有一位读者给温雄珍留言,说他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倾向,读过她的作品,让他感觉到了希望,从而打消轻生的念头。温雄珍说:“这就说明,我的作品是会影响到他人的,我的文字可以治愈人。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点评:刘颋(《文艺报》社总编辑)
上次我们《文艺报》去调研的时候,我读到温雄珍的两段诗,我就写下了一句话,“温雄珍始终是在流着眼泪在写生活的微笑”。我想说的是,她正在定义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我们的素人写作的未来和可能的方向。温雄珍的诗歌让我们看到,她的目光所到之处,就是她的诗歌生长之处。我记得李敬泽说过,素人写作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素。这个素是什么?素,其实就是它独特的经历、经验、生命体验、生命感受。当然所有的素人作家,他们不可能永远只停留在最直接的经验和体验之上,他们必须在非常真实、非常真诚地去书写自己经验和体验的时候,在坚持“素”的品质基础之上提升。
王瑛:从写“我”到写千万个“我”
五十岁的王瑛退休了,她为了帮孩子还房贷去应聘保洁工作,从此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也打开了她的写作之门。她说,“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大姐们本来到了养老的年纪,为了改善家庭环境去干保洁工作,我写自己的故事,也用手机偷偷记录她们的故事,经常写得泪流满面。”
2024年8月,王瑛完成了8万字《擦亮高楼》投给了《作品》杂志,很快就得到了回复,“写得不错,真实感人。”《作品》2025年第1期,专门为她的这部非虚构作品开设了一个全新栏目“素人写作”,并以《清洁女工笔记》为题,刊发了这部书稿,还将书稿推荐给花城出版社。
王瑛说:“后来我把农村生活写成纪实作品《翻转的村庄》发给《作品》,《作品》再次推荐给了《花城》杂志,《花城》很快就发出来了,看着自己发表的文字,我真的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点评:张懿(花城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作品》杂志今年是70周年生日,首先我在这里非常诚心诚意向我们的老大哥致敬。《作品》跟《花城》同在大湾区的现场,生活的现场,文学的现场。《作品》杂志是敏锐的,它其实一直与时代的脉搏共振。王瑛刚刚讲,她的两部作品已经签约《花城》,我们也非常感谢她对《花城》的信任。我们并没有把她定义为一个素人作家。在今年第三期发表王瑛作品的时候,她跟林白老师、魏微老师同框。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做到更大的传播,从而把他们推向更辽阔的世界,让他们的作品与当下的生活,与整个时代有一种更紧密的连接,这是《花城》这几年的思考。
邵一飞:文学不应止于我看,更是我愿、我想
来自湘西的邵一飞是个退休公务员。他大学学的是哲学,毕业后留在广州,一直在机关工作,之前他就爱写小文章,退休后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写小说上。他的小说极具先锋意识和哲学深度,2025年《作品》“超新星大爆炸”栏目推出了他的三篇小说《嘿嘿》《嘿嘿嘿》《嘿》。
他认为,新大众文艺鼓励全民参与写作,很多作品是普通百姓直接描写和表达基层生活。写作者进一步非专业化、非职业化,作品去传统化,价值观生活化,而非经典化。因此,这种文艺预示着真正新文艺思潮的到来。
◀点评:刘燕(《文学评论》杂志社编审)
近期,我们杂志在新大众文艺研究方面在不断地做出我们的努力。《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推出了新大众文艺专栏,有一批论文分析与论证的作品,其中就不乏广东的作者,包括素人作者。
素人写作其实不代表着作者写不出专业的作品。我觉得《作品》在发现作者、培育作者方面,后续可以从各个层面给素人作者以更多扶持的举措,做更多的扶持工作。
王晚:流动的人,流动的写作生活
王晚说,没有《作品》编辑的悉心指导,《跑外卖,一个外卖女骑手的世界》就写不出来的。当时,她辞掉了保洁工作,几个月下来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跟大哥一起跑外卖,“每天跑完,我都会把当天的遭遇写下来。”有一次《作品》的老师在一个文学群里主持文学比赛,王晚就把她写的跑外卖的经历发过去,“他觉得我很有生活,但写得太小说化,让我好好看看梁鸿和黄灯的作品后再改。”在《作品》编辑的指导下,她的这部书稿几经打磨发表在《作品》2025年第6期“素人写作”栏,由“单读”出品,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她说,这本书出版后,她看似有了点名气,但出版之前她的生活是跑外卖、写作,出版以后还是跑外卖。她觉得人生可能就是这样,一直跑,一直写。
◀点评:韩春燕(《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主编)
我对几位素人作者很是敬佩,更敬佩《作品》杂志。我首先得致敬《作品》杂志,看《作品》这70年辉煌的成就,我就想,一本杂志的70年,与多少人的梦想和成长相关,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我觉得《作品》杂志就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它眼睛向下,发现那些生活里的微光,把劳动群体里边有才华的人打捞出来,让他们能够站在聚光灯下,让我们看见他们,给他们的未来指一条道路,我觉得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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